那个说"腿打了三根钢筋"的泰国员工叫颂猜。四十出头，黝黑精瘦，负责打理院子和一些杂务，平时话不多，跟我也只是点头之交。但我知道他英文不错，他偶尔会用英文跟人打电话，聊天的语气跟做事的沉默不太一样，酒量不算特别好。

　　我买了一打 Singha 啤酒放在工人房门口。

　　傍晚他从院子收拾完工具经过的时候，我叫住了他。我用英文问他要不要一起喝一杯，指了指那排绿色的玻璃瓶。他看了我一眼，然后咧开嘴笑了一下，放下手套拖了一把塑料凳子在工人房门口坐下来。

　　我不赶时间，慢慢喝。曼谷的傍晚闷热无风，天边的云被落日烧成橘红色。前两瓶我们聊的都是无关紧要的话题——泰国的天气、哪家路边摊的 pad thai 比较正宗、他在曼谷待了多少年。第三瓶下去之后他的语速变慢了一些，话开始变多。

　　"你在这里干多久了？"

　　"一年多。"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用拇指和食指比了一个手势。

　　"之前呢？"

　　"之前……在老板另一个地方干。后来关了，我就来这边了。"

　　我给他开了第四瓶，泡沫涌出瓶口流到他手指上。他没有擦，直接接过来喝了几大口。他呼出一口气用手背抹了抹嘴角。他的目光落在游泳池水面上那点最后的天光上，变成了一种更直的视线——不再看我了。

　　"你在那边……见过上一个吗？"

　　他没有立刻回答。他拿起酒瓶又喝了一口。啤酒入喉时喉结上下滚动。然后他放下瓶子声音低了半个调。

　　"见过。"

　　"她人呢？"

　　他没有回答。他拿起酒瓶晃了晃看着瓶底剩下的一点泡沫，然后把它放在地上。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目光里有一种很直接的东西——不是威胁，而是一种他在决定要不要继续说下去的掂量。他最后开了口。

　　"死了。术后感染。老板没送医院。"

　　他停了一下。

　　"老板有自己的诊所。他知道。但没送。"

　　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把那几个空瓶一个一个拣起来收进塑料袋里。他没有看我，只留下一句含混的话，脚步声踩着沙砾声响渐行渐远。

　　那晚我坐在工人房门口的塑料凳上坐了很久。空酒瓶已经被颂猜收走了，地面上只剩几圈湿掉的水渍。鸡蛋花的树叶被夜风吹动时在墙壁上投下晃动的影子。

　　颂猜那句"术后感染，老板没送医院"像一枚硬币掉进空瓶子里一样在我的脑子里反复弹跳。Lily 也在吃那三种药。剂量在涨。我不知道这两件事之间有没有关系。但颂猜已经在用沉默告诉我他不会再提任何事了——该说的他都说完了。颂猜喝完酒之后连续几天的态度明显比之前冷淡了一些。他不再主动跟我打招呼了。我们之间多了一层他亲手竖起来的隔板。我不怪他。他说的已经够多了——多到如果被不该听到的人知道他跟我说过那些话，他在Arthur这里的收入来源可能也会同时断掉。我看得出来他后悔说了那些话。他的眼神在每次经过我身边时变得更快移开的动作里暴露了他的心态。我不再找他喝酒了。有些事情一旦知道了就跟不知道再也不同了。而他告诉我的那件事已经像一根横亘在我呼吸管道里的鱼刺一样卡在那里了。

　　颂猜从那之后再也没有主动跟我说过话。他每天照常来院子打扫卫生修剪那些花枝检查泳池的水质。但他经过我身边的时候目光总是保持在一个刚好避开我视线的角度上。他后悔了。他不是后悔告诉我那些事——他是后悔信任了一个还没有被考验过的新人。我理解他的立场所以我也没有再试图接近他。有些消息得到一次的代价就已经足够大了——大到传递者会因为它而失眠好几个晚上而接收者会在知道它之后的每一个晚上都没办法再像以前那样安然入睡。我们就此成为两个心照不宣地保持着距离的知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