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突然回来了一次。那天傍晚我开门的时候，他已经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一个旧旅行包。他进屋后没有马上脱鞋，先在玄关站了一会儿，目光扫过客厅和走廊。家里积了薄薄一层灰，茶几边缘用手指一划就能留下清楚的痕迹。衣柜的门没有关严，里面空了大半，剩下的衣服挤在一侧，像是给谁让出了位置。
晚上我们出去吃了顿饭。父子俩面对面坐着，点了几个最普通的菜，谁也没有提我妈。他问我学校怎么样，我说还行。我问他公司忙不忙，他说一直那样。两个人都知道桌上有一个话题，却默契地绕开了。吃完饭回到家，他把旅行包放在沙发边，说：“我明天一早就走。”我嗯了一声。那天晚上他睡在客厅，我回了自己的房间，隔着一堵墙听见他翻身的声音。
那次回来之后，我爸又走了。时间继续往前走，我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学校很一般，离家所在的城市不远不近——坐高铁不到两个小时的距离。我每个周末还是回那间屋子住，冰箱里的饺子一直没有吃完，过了保质期只好扔了。我撑着垃圾袋的口把那些粘连的面皮倒进垃圾桶，之后把袋口系紧，手上沾了一层冰凉的淀粉味。
我爸回来的次数越来越少，有一次他过年都没回来。打电话的时候他说公司忙，语气让我听不出他究竟知不知道这个家已经少了一个人。我没有告诉他。我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大三那年我开始找实习。有一个下午我像往常一样在一家招聘网站上海投简历，然后在列表里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一家建材贸易公司，注册地址在某写字楼的十六层。法定代表人的姓氏跟 Arthur 的公司不一样，但经营范围写着的明细项目里有一项跟 Arthur 在群里提到过的业务完全一致。
我把那个页面截了图。放大缩小看了很多遍，看了很久。
我不是想知道她过得好不好。我想知道她为什么不回来，以及 Arthur 把她变成了什么。这个念头在我心里放了太久，久到已经不像愤怒，更像一颗沉在水底的石头。只要我还没有走到他面前，它就不会消失。
然后我查了那家公司的工商信息，股权穿透到第二层，一个名字跳了出来——那个男人的全名。不是 Arthur，是他真实的名字。
我盯着那三个字盯了很久。然后我把那份简历重新改了一遍。换了照片，换了一个简单的假身份名字，把实习经历润色得干净利落，点了那个公司的投递按钮。
简历已投递的提示在屏幕正中央跳了一下就消失了。我关掉网页靠在椅背上，心跳声在安静的宿舍里大得像有人在我耳边打鼓。我没有告诉我爸，也没有告诉任何人。我只给自己留了一个假名字和一条不能回头的路。
三天之后我收到了面试通知。
面试那天我穿了一件从没穿过的白衬衫，把头发梳成跟平时不一样的分法。我站在写字楼十六层的玻璃门前深呼吸了一下就推门进去了。
Arthur 亲自面的我。
他比一年半前没有什么变化，依然穿着深灰色的衬衫，袖口卷到小臂，说话的声音不大不小。他看了我的简历，问了我几个家常问题——哪所学校的、学的什么专业、住在哪个区。我回答的时候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平稳和自然，目光保持在一个正常应聘者该有的位置——既不过分闪躲也不过分直视。
他点了点头说行，下周来上班。底薪三千五，干杂活。
我站起来说谢谢老板。他没有抬头看我只是嗯了一声继续看电脑屏幕。我转身走出办公室的时候手心里全是汗。他没有认出我来。完全不认识。
入职第一天我坐在最后排那个工位上打开那台老旧的台式电脑。主机风扇转起来的时候声音大得像一架要起飞的小型飞机。我把自己的东西放进抽屉里——一支笔、一个笔记本、一包纸巾。桌面上还残留着上一个使用者留下的几道圆珠笔划痕。我从那个位置能看到Arthur办公室的门。他进出的时候偶尔会往这边扫一眼，但他的目光从来不会在哪个具体的工位或是哪张具体的面孔上停留超过半秒钟。我已经是另一个名字和另一张脸了。但他从始至终都像是第一次看到我。我坐在那张工位上对着电脑屏幕发了很久的呆。Arthur的办公室门开着一条缝，能看见他坐在里面打电话——声音不高不低，偶尔笑一下，语气跟任何一个普通的中年生意人没有任何区别。我低下头看着自己那份入职登记表上写的假名字。那个名字现在被录入到他们的员工系统里了，下个月会有一张三五千块的工资打到对应的卡上。我成了一台精密机器里一枚不起眼的螺丝钉。但一枚螺丝钉也可以从内部松动整个结构。我把那份登记表对折起来放进抽屉最底层盖住了上面的字迹。
第一天上班结束之后我回到合租的小房间里坐在床沿上安静了很久。我在回想Arthur面试时的每一个细节——他的目光有没有在我的脸上多停留一秒他有没有皱眉他问问题的时候有没有在某一个问题之前忽然停顿。我把所有画面在脑子里过了一遍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安全的。他完全没有认出我来。我对Arthur来说只是一个长得还可以、说话还算利索的年轻男人。一个可以用来搬货开车订酒店送文件的叫做某个名字的工具。但在那个办公室里我站到了离他不到两米的距离内。我用假身份和假名字跨越了过去一年半里我无论如何都无法跨越的那段物理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