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时间家里的快递突然多了起来。几乎每隔一两天就有一个包裹送到。我妈不再像第一次收到 Coach 时那样小心翼翼地拆了——她现在拆快递的动作很快，用剪刀划开封口，把包装纸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拿出里面的东西看一眼，满意就放好，不满意就放在一边准备联系谁调换。

　　Gucci 的围巾。Dior 的香水套装。一只 Apple Watch。

　　有一次拆了一个软包装的快递，里面是一双拆了标签的黑色渔网袜。我把那双丝袜从透明塑料袋里抽出来的时候手指摸到了网眼之间一处有些黏的地方。对着窗外的光一看，网袜内侧有几道已经干掉的白色痕迹——不是污渍，是某种体液干燥后的残留。那种痕迹我见过，在床单上，在纸巾上。那不是她的。那是上一个穿过这双袜子的女人留下的。我把那双丝袜放回塑料袋里重新封好放回快递纸箱里。

　　几件她没有品牌标签的裙子，面料摸起来很贵，吊牌上印着我看不懂的意大利文。

　　她的梳妆台逐渐被这些东西占满了。以前只放着一瓶大宝和一支润唇膏的台面，现在摆着三四瓶不同大小的香水、两管口红、一盒没拆封的面膜。她把那个 Coach 包和 LV 包并排放在衣柜的最显眼位置，每天出门前站在它们面前挑选，像在选今天要牵哪条狗出去通弯。

　　她变了。

　　不是一夜之间变的，但这种变化并不会因为慢就不存在。她接电话的语气变了——以前接电话时她总是先问一句"喂，哪位"，现在她看屏幕，接起来的时候声音会不自觉地低两度，变得温柔、绵软，像另一个人在说话。她打电话的时间越来越长，有时候关着卧室门一聊就是一个小时。我从门口经过的时候能听见她偶尔发出的笑声——那种笑声我从来没听过，不是开心，是一种被取悦的满足。

　　有一天晚饭的时候我正在吃她做的糖醋排骨。她忽然放下筷子，用一种很认真的表情看着我。

　　"儿子，妈问你一个问题。"

　　"嗯。"

　　"如果有一天妈妈做了让你不开心的事，你会不会原谅我？"

　　我夹排骨的筷子停在半空中。我没有抬头看她，因为我怕一抬头就会让她看出我什么都知道了。

　　"……那要看什么事。"

　　她沉默了一会儿，没有再追问下去。她低下头继续吃饭，夹了一块排骨放进自己碗里，小口小口地啃着。餐厅里只剩筷子碰到瓷碗的声音和窗外偶尔传来的汽车喇叭声。

　　那天晚上我收拾碗筷的时候，在她的梳妆台上看到她拆了一半的快递包裹——里面是一瓶新的香水，同样没有品牌名称的全外文包装。我拿起来看了看瓶底的标签，上面的价格数字让我确认这不是她口中的"代购打折"能买到的东西。

　　我把那瓶香水放回原位。梳妆台的抽屉没有拉严，从缝隙里能看见一沓红色钞票的边缘整整齐齐地码在里面。我伸手把抽屉推紧了一点，转身走出了她的卧室。

　　有一天我在她梳妆台上看到一张购物小票。日期正是我们最后一次一家人一起出去吃饭的那天。我把小票按原样折好，压回一瓶香水下面。她原本属于这个家的生活，正在被另一种颜色一点点覆盖。

　　那天晚上她在房间里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偶尔笑一声。我听不清内容，只听见她用从没对我爸用过的语气说了一句："我会想办法。"

　　我停在门外。过了几秒，她又说："但我儿子不能知道。"

　　我退回自己的房间，戴上耳机，把音量开到刚好能盖住走廊里的声音。第一次，我意识到她不是毫无顾虑地接受这一切。她在害怕，而她害怕的可能不只是被我发现。